秦莊公，秦仲之子，姓嬴名其。在位時間為前821年~前778年。周宣王六年（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攻殺，其子嬴其即位，是為莊公。周宣王七年（前821年），秦莊公率兄弟五人以及周朝兵馬七千人，擊敗西戎，周宣王封莊公為西垂大夫，封大駱犬丘（甘肅天水市西南禮縣一帶）之地。又封秦仲次子嬴康於夏陽的梁山（陝西澄城縣東北），號梁康伯，史稱“西梁”。秦莊公收復祖地歷史故事 秦仲戰敗被殺，是個歷史悲劇，是嬴秦發展史上的一次嚴重挫折。但是時隴上之秦國力畢竟已有較豐實的基礎，不至於因此次軍事失利便一蹶不振。再者，秦仲家族興旺，後繼有人，故很快便出現了轉機。當然，轉機的主導性因素還是非同一般的周、秦關係和周宣王打敗西戎的決心。在共同抗戎的問題上，週人與嬴秦早已經“同呼吸，共命運”了。 《史記·秦本紀》曰： “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日莊公。周宣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複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為西垂大夫。”這一次周宣王是鐵了心要與西戎決一勝負了。他把秦仲的五個兒子召集起來，進行伐戎的動員。而且，這次不再只是精神上的激勵，而是以軍力援助為前提的。“與兵七千”，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西周、春秋時代，戰爭的主要形式是車戰。當時的戰車上載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伐，中主禦，而每一乘戰車，又配備步卒十人。交戰時車馳卒奔，互相應合。七千戰士，可配戰車七百乘，可謂軍力雄厚。懿王時的名器《禹鼎》記述一次伐戎戰爭，兵力僅有“戎車百乘，斯馭百，徒千”。春秋時期戰爭規模已逐漸增大，但轟動一時的城濮之戰，晉國也不過才出動兵車七百乘。宣王派兵七千協助嬴秦伐戎，確係一次空前的投入。宣王時的《多友鼎銘》，記載與獫狁的一場重大戰役，俘獲戰車127乘，斬首356人，其規模與這次週、秦聯軍的伐戎行動差不多。對於宣王初年的周王室來說，這已是很高規格的軍事部署了。據李學勤先生考證，傳世器不其簋蓋的銘文，講的就是秦莊公這次伐戎之役。李先生指出，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莊公名其，先秦行文“不”字常用作無義助詞，僅表語氣，故“不其”即其，也就是秦莊公。莊公之稱“公”乃後來的追稱。不其簋乃莊公自作器，故直用己名。銘中顯示，這次伐戎行動的總統帥為“伯氏”，他上對周王負責，下可指揮不其。按先秦的親稱習慣說，對伯父和同輩長兄均可稱伯,李學勤先生認為此伯氏乃莊公之兄。但《秦本紀》卻有明文，說秦仲的五個兒子中， “其長者曰莊公”。李先生解釋說，莊公“也許不是最年長的”，也就是說，莊公還有個兄長，被司馬遷忽略了。我想對李先生的說法略加修正。我認為銘中的“伯氏”非莊公兄長，而是莊公的伯父。秦仲之“仲”，乃以排行人名，說明他還有個長兄(或庶長兄)，依周王室用人的慣例，關係密切的屬國，國君之伯、叔父或兄長常有在王室供職者。此類事例多不勝舉。此“伯氏，即秦仲之兄、莊公之伯父而為王室重臣者。他就是受宣王之命帶領七千人馬去秦地作戰的統帥。“與兵七千”是說派七千軍隊前往助秦攻戎，而不是說把這七千軍隊送給秦國。當時的軍隊都是按國人的村社結構與井田配置編制的，是決不可能把歸屬權交出去的。這七千人，周王必然要派軍事長官統率。以那時的周秦關係及軍力對比說，這個“伯氏”是最合理的受命者。他既是王室大臣，又是嬴秦的家族成員，而且還是莊公弟兄們的長輩，由他擔任這次伐戎之役的最高統帥，是非常合適的。銘中他稱莊公為“汝小子”，也正符合其長輩身份。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一點，伐戎勝利後，伯氏對不其有“錫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的獎賞，這表明當時莊公尚未繼承君位，否則伯氏無權也無須作這種規格的賞賜。情況可能是這樣：秦仲戰死後，周宣王派伯氏去隴上暫主秦事，以伐戎為急務，並未匆匆忙忙地冊封新的嬴秦首領。待伐戎勝利，局面穩定後，方據戰功而冊封了莊公。《秦本紀》言收復了西垂，將隴上秦地與大駱故地聯成一片後，莊公方“為西垂大夫”，這與我們上述推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