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將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複去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李陵贈蘇武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蘇武贈李陵別詩》 （一） 穿越於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國動盪多變的歷史中的一個十分重要主題，即所謂的忠奸之辨。浩如煙海的歷史巨帙中，每當遇到給一個歷史人物進行蓋棺定論時，總免不了要讓他在此一天平上過過秤，並將其中之行為昭彰者，分列入諸如“忠臣傳”或“奸臣傳”之中，褒其忠而貶其惡，以或垂範、或警示後人。雖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觀或客觀之局限而其評或有失處，但總的來說，此一忠奸之辯，仍是中華文化所以能從一終始的重要精神脈索。 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忠臣無數，而奸賊亦不堪數計。前者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為千古景仰；後者如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被萬世唾棄。然而鮮有如漢將李陵這樣的讓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們不齒其之臨難變節之舉，而他的不幸遭遇，卻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贏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馬遷為他而受宮刑之難。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時代，獲得相對之解脫，成為一個異數。因此，如果試圖了解我們文化傳統中的忠奸原則，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李陵這個特殊的歷史典型。 長期困擾歷代中原統治者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北部邊患。尤其在冷兵器時代，習於“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的彪悍兇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相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農耕民族，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到了漢初，問題日趨嚴重。 漢初立國，兵疲民倦，百廢待興。此時頗有作為的冒頓單于卻在北域異軍突起，縱橫捭闔，“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更有“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和遺書高後之舉，使得劉漢在此後數十年時間內，無力北顧，而只有靠和親送禮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暫時緩解矛盾激化，解除邊境壓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財、挾國富民強之威，才終於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顧。名將李陵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