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209)東漢末史學家、政論家。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荀況13世孫，少好學，善於解說《春秋》。漢獻帝時任黃門侍郎，後遷秘書監、侍中。敢於抨擊當時流行的讖緯符瑞之說，反對諸侯專有領地、大夫專有采邑和富人自由兼併的土地私有製。他提出人君治理國家應當“屏四患”,即“偽、私、放、奢”,“崇五政”，即“興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武備”、“明賞罰”。著有《申鑒》5卷（今存）,《漢紀》30篇（已佚）。荀悅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法與教都是“政之大經”。他認為製定法制、實行教化是治國治民的基本手段,“政之​​大經,法、教而已”。主張教與刑,都要先簡後繁,“教初必簡”,“然後責備”；“刑始必略”，“然後求密”。如果開始就規定出繁雜的禮儀，人民難以實行，反而招人厭惡，這叫做“設必違之教”的“虛教”。如果開始就制定出繁密的法令,人民難以遵守,等於“陷民於罪”，這叫做“設必犯之法”的“峻刑”。“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荀悅持儒家“性三品”說,將人分為君子、中人、小人。認為君子不會觸犯刑律，因而只需施以“禮教榮辱”，“化其情”即可。小人“不忌刑”，對他們進行教化不起作用，必須使用“桎梏鞭撲”，才能製止其犯罪，這叫做“治其刑”。對於中人，則要刑禮兼用，才可以“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避仇有科”。荀悅認為“復仇”是出於“義”，因此雖不能縱容“復仇”，但也不可絕對禁止“復仇”，主張“依古復仇之科”處理。即殺害父、兄弟、從父、從兄弟的人，如依法規定躲避他處，即不可複仇；如果不躲避，則可複仇；仇人因“公命行止者”，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