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1086)北宋政治家和思想家。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朝進士。嘉□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期間，為了挽救當時“積貧積弱”的政治、經濟危機，向仁宗上萬言書，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神宗熙寧三年（1070）至熙寧九年間兩度任宰相，積極推行青苗、均輸、市易、免役、更戍、保甲等新法，即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為此，列寧曾稱他為“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南京)。元豐二年(1079)再拜左僕射，封荊國公。世稱荊公。著作多散佚。現今流傳的有《臨川先生文集》和《周官新義》（輯本）。他的法律思想的要旨是德、禮、刑、政並用，而強調德本刑末，大體遵循儒家正統而力主變更不合時勢發展需要的舊制，要求變風俗、立法度。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的德，禮、法並用說他認為，社會上所以產生非禮、非法的行為,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為此,統治者必須首先使人們有富足的財用。但是在人們“足於財”之後，如果不用“禮”加以節制,不用“法”加以束縛,仍然會發生“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的現象。因而統治者還必須運用“禮樂刑政”，對人民教之以“道藝”和“禮節”，並待之以刑律，要求他們守禮而遵法。這就是所謂“任德”、“任察”和“任刑”三者兼有並用。但是,這並不是以“刑名法術”為本。“刑名法術”不過是“吏事”，而不是“主道”，只有統治者用自己“至誠”的“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才是“主道”。因為人們遵禮守法，並不僅僅是依靠“禁嚴”和“治察”所能達到的。政事不在大小，只要統治者以德和心術去“教化”人民，人民就一定“化服”，並從而消除獄訟。所以他說：“不先教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他認為，法是“德”和“禮”的保障：“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沒有法的強制去對付那些教以德和禮而仍不化服的人，也是不行的。這就是他的​​德、禮、法三者必須並用，不能“專用”其一的道理。這些道理並沒有脫離封建儒家正統的“德主刑輔”、“先教後刑”等思想的窠臼。 “度世之宜而通其變”的變法革新論在他看來,法從來都是統治者根據時勢的需要而製定或修改的：“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週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宋王朝當時“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原因是“不知法度”，不知法“先王之政”。因此他主張變法，“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但所謂法“先王之政”,並不是要照搬舊制，而是要“法其意”,“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並製定善法以代之。他說:“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只有立善法，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據此，他除制定並推行青苗、均輸等新法外，在刑事立法方面，他認為當時只注意於“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而對於一些法所先急的犯罪，卻皆不可得誅，例如對官吏的貪污規定了嚴厲的懲罰，而對造成官吏貪污的“奢靡無節”，卻沒有規定應有的重處，這是“禁其末而馳其本”，是造成法令“滋而不行”，使壞人倖免好人遭殃的原因，必須切實加以改變。在審判程序上，他強調朝廷對全國司法活動應有統一的監督和管理。他認為當時司法部門審理案件，自行其是、擅作決斷的情況，對加強法制不利，應當加以改變。他說：“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許奏裁。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為了嚴格掌握對疑案的最終裁判權和類推的適用權，他提出了逐級審核，最後由宰相、副宰相干預中央司法機關的審判，直至由皇帝裁決的主張：“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他駁斥那些反對這一措施的人說，這關係到國家的體制和法制的推行，“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這些論點，都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變法革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