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846)唐代詩人兼思想家。字樂天，晚年自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出身貧寒，比較了解和關心民間疾苦。貞元(785～805)年間舉進士，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及左拾遺等職，一度貶充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後官至刑部尚書。 在法律思想上,他繼承封建儒家正統而有所創發,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途徑之一，在於明確刑與禮的關係和它們不同的功用：“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 ;刑是禮的門檻，禮是道的根本。只有了解這個道理，掌握先後主次，刑、禮迭相為用：在衰亂的年代放寬禮教的要求而加強刑罰，在安定的年代簡省刑罰的運用而提倡禮教，才能達到“王化”的境界。一方面他強調法制的作用，認為國家應當明正典章禁令，做到令行禁止，認真嚴格地執行法律；朝廷要改變“輕法學、賤法吏”的情況，“懸法學為上科”，提拔和獎勵賢良廉正的法官，不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不使“舞文之弊，生於刀筆之下”,以達到上下循法、刑罰自措的目的。另一方面，他更強調治理國家決不能依靠“猛政”和“嚴刑”,而主要依靠君主“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做到“恩榮並加，畏愛相濟”。 為了論證上述理論的正確，他提出了犯罪原因說。他認為，犯罪的發生，根源在於人民的貧困：“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如果天下人“財產不均，貧富相並” ，即使是堯舜來統治，也是平息不了忿爭，減少不了刑獄的。因此要減少犯罪，首要的措施是“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路，塞其冤濫之門”。這就需要“舉有德，選有能”，“安其業，厚其生”，做到教化大行和廉恥大興。 他極力主張“理大罪赦小過”，反對那種片面講求“刑煩”或“政寬”的政策，要求統治者“舉其綱，疏其網”,對於大罪抓住不放,對於小過則不必狠追。他既認為肉刑暴虐而反對恢復肉刑，又認為“數赦則□生”，反對經常實行大赦。他雖然遵循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極力維護封建禮教，但也有許多判詞仍較平允。例如甲妻在婆母面前罵狗，甲以其“不敬”，怒而出之，他認為甲妻的行為只不過是“細行有虧”的小過，不應被視為犯了“七出”（見封建婚姻制度）之條。又如某丁居家有德行,被推舉任官，吏部認為出身不好，不予批准,他卻認為只要被推舉的是很好的人才，就不應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所著《白氏長慶集》（即新版《白居易集》）中與法制有關的部分，是研究他的法律思想的重要資料。 值得特別提出的還有白居易的兩篇敘事感傷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作於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為題材，通過詩人自己豐富的想像力加以充實和渲染。詩的前半部分用事實諷刺了唐玄宗的荒淫誤國，後半部分則用同情的筆調和幻想的手法，描繪了唐玄宗的入骨相思。全篇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