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載垕（公元1537－1572年），明世宗朱厚驄第三子，世宗病死後繼位。在位6年，病死，終年36歲。葬於昭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朱載垕生於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生母杜康妃失寵，又非長子，很少得到父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剛滿16歲的朱載垕就出居裕王邸，開始了獨立生活。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朱載垕較多地接觸到社會生活各方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種矛盾和危機，特別是嚴嵩專政，朝綱頹廢，官吏腐敗，“南倭北虜”之患，民不聊生之苦，內憂外患使他關心朝局，對他登極後處理政務有著較大的影響。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嘉靖皇帝病死，朱載垕於同月壬子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隆慶”。 朱載垕即位後，倚*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一改世宗時的弊政，使朝政為之一振。革弊即平反冤獄，嘉靖一朝因諫言而獲罪的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其中就有海瑞獲釋出獄，恢復官職。同時嚴懲方士，罷除齋醮，停止因齋醮而開徵的加派及部分織造、採買。施新，即整治吏治。隆慶帝加強對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員也在考察之列。對於廉政官員給予獎賞和提拔，對於一般貪官罷免官職，而對於有巨贓跡著的大貪則重治其罪。與此同時，隆慶帝又蠲免救濟，減少了百姓災後的痛苦。抑止土地兼併，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勳戚宗室依世次遞減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詭寄、花分錢糧和皇室勳戚田莊。 朱載垕在位期間發生了“庚戌之變”，這是蒙古的又一次較大規模的入侵。蒙古騎兵從山西方向，土蠻部隊從盧龍、灤河方向進逼北京，隆慶皇帝急調邊兵放棄防地，入衛京師。不過蒙古人並沒有進攻北京，只是大肆擄掠了一番而歸，不過此次事件也著實嚇了隆慶皇帝一跳，從此他更加關心北部邊防，採納了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的建議，與蒙古俺答汗議和，封他為順義王，並在邊界開設馬市，互通有無，從而加強了漢蒙兩族人民的團結。他又調戚繼光、王崇古、譚綸加強長城沿線防禦，同時開展互市貿易，使北方漢、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環境。北部邊境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寧景象，自此以後再也沒有爆發蒙古大規模入侵的事件。隆慶時期這些作為都是超過前朝的。 隆慶帝還採取卹商與開關政策，減輕商人的負擔。明朝曾多次頒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慶帝頒布大開關禁，使明朝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海外貿易也出現了新局面。 在隆慶帝在位期間，幾乎沒有爆發什麼重大的變故，隆慶帝得以穩坐皇位六年。這與他的性情是分不開的，由於在作皇子期間處處小心謹慎，很少張狂，從小就養成了貞靜、仁義的性情。同時隆慶朝人才濟濟，文有徐階、張居正、高拱、楊博，武有譚綸、戚繼光、李成梁。這些人之所以出名，還要歸功於隆慶皇帝給了他們發展的空間，反觀歷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濟濟，但由於皇帝的限制，他們終究沒有在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筆。朱載垕的一大優點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讓他的臣子去發揮才能，使得隆慶朝和萬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迴光反照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觀，可以說朱載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後一個繁榮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