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1472～1528)明代思想家。字伯安，浙江餘姚人。一度隱居紹興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弘治時進士。正德初年因反對宦官劉瑾，曾被貶謫貴州作過4年驛丞。劉瑾伏誅後，由任廬陵知縣相繼升遷，以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宸濠之亂”（明武宗時寧王宸濠的反叛）“有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於嘉靖七年,諡文成。有《王陽明全集》（或稱《王文成公全書》）行世。在學術上發展主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南宋陸九淵合稱陸王學派，與程（程顥、程頤）朱(熹)學派（見朱熹相並立。曾被明統治者譽為“學達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他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樣，一切以挽救明代中後期社會危機、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秩序為依歸。集中表現在以“存天理，滅人欲”的原則為指導，要求“行法以振威”，把鎮壓的矛頭主要指向起義人民，同時強調要以體現為封建禮義的“良知”治心，德刑並用，寬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賊”，又“破心中賊”。 主張明“賞罰”以提高統治效力，行德治禮教以預防“犯罪”他認為：賞罰乃“國之大典”，應當受到充分重視和正確地加以使用。而當時“盜賊”日益增多，是由於“招撫”太濫,“招撫”太濫是由於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於沒有很好地實行賞罰，以至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像這樣法令不明，賞罰不信，即使有百萬的兵力，也是沒有用處的。他還主張“賞不逾時，罰不後事”，認為過時的獎賞，等於沒有獎賞，過時的懲罰，等於沒有懲罰，都起不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這些主張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提高統治效率，以“破山中賊”。他還主張行德治教化以緩和階級矛盾，減少犯上作亂。他說：“民窮必有盜賊”，認為老百姓已經貧困不堪，還要沒有休止地徵斂，就等於驅使他們去作盜賊。因而有必要“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對災民實行“賑濟”、“免租”，使他們“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所以，他反對“蔑道德而專法令”，主張在鎮壓人民起義之後，立即“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以求得久安長治。他教導下級官吏說，作縣官的如果能竭儘自己的心力和聰明才智，誠心“愛民”，貫徹“撫緝教養”的方針，即使是蠻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產生“盜賊強梁”的地方，也是可以變為“禮義冠裳”的所在。他強調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即在於使用軟的一手，以“破心中賊”。但這軟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強調刑罰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盜，益長刁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