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遊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幹（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 萬曆三十二年（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禦”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闢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卹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占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