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男,字復生，號壯飛，漢族,湖南長沙瀏陽人，著名維新人物。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號是他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裡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其候刑時，據說曾題詩“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而據史學家黃彰健考證，後兩句應為“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我自……”兩句是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改。 他的父親譚繼詢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與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 ​​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詔定國是”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推薦譚嗣同，光緒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錶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 ​​下。墓前華表上對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