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733～1818)清代詩人。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順天鄉試,又曾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翁方綱精於考據、金石、書法之學，又是清代肌理說詩論的倡始人。 翁方綱論詩的著作有《石洲詩話》，但他的基本見解，則見於專篇論文中。他的肌理說，實際上是王士□神韻說和沈德潛格調說的調和與修正。他說：“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神韻論上》)“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偽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格調論上》)又說：“其實格調即神韻也。”（《神韻論上》）翁方綱用“肌理”說來給“神韻”、“格調”以新的解釋，藉以使復古詩論重振旗鼓，繼續與袁枚的“性靈”說相抗衡。 翁方綱倡言“肌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儒學經籍為基礎的“義理”和學問，一是詞章的“文理”。他說：“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溢於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前）他說：宋、金、元詩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而明代詩人只是沿襲格調，並無一人具有真才實學，只有清朝經學發達，可以用經術為詩（《神韻論下》），這種主張，是當時統治者極力提倡經學、提倡考據學在文學上的反映。 在“詩法”上，翁方綱主張求儒復古的旗號，他割裂引用杜甫詩句“法自儒家有”，解釋為“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詩法論》）。翁方綱的複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別推崇江西詩派的黃庭堅。他認為，“宋詩妙境在實處”（《石洲詩話》卷四）,片面強調詩歌的考證作用和史學價值,把詩與“經術”、史料混為一談。所謂“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鑑古今。一代詞章配經術,不然何處覓元音？”（《書空同集後十六首》）這是一種模糊文學特徵的主張。 翁方綱作詩共2800餘首，主要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把經史、金石的考據勘研寫進詩中的“學問詩”。這類詩多七言古詩，詩前有序或題註，這種序、注本身也是經史或金石的考據勘研文字。其詩幾乎可以作為學術文章來讀，往往寫得佶屈聱牙，毫無詩味。如《成化七年二銅爵歌》等即是。時人洪亮吉批評他說：“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北江詩話》卷一）另一類是記述作者的生活行踪、世態見聞或寫山水景物的詩。這類作品也大半缺乏生活氣息和真情實感。其中一些近體詩，偶有佳構，如：“客路旬經雨，林巒翠倚空。不知秋暑氣,直與岱淮通。舊夢千渦沫,思尋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紅”（《高昭德中丞招同裘漫士司農錢稼軒司空集雲龍山登放鶴亭四首》其二），“秋浸空明月一灣，數椽茅屋枕江關。微山湖水如磨鏡，照出江南江北山”,“門外居然萬里流,人家一帶似維舟。山光湖氣相吞吐，並作濃雲擁渡頭”（《韓莊閘二首》），頗有宋詩的清空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