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1875年－1931年9月17日），生於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別號虎公、虎禪，又號虎禪師、虎頭陀、釋虎。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奇人，政治活動家。先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政治派別，頗具爭議。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顧王闓運的勸阻，瞞著老師自費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班，與黃克強同學。受留日學生影響，思想日趨激進，和湖南留日同鄉創辦《遊學譯編》。半年後在結業會上，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發表了貶低清國人的言論，楊度當場和他就國民性和教育問題激烈辯論。不久以《支那教育》為題發表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由此在中國留日學生得到支持和讚揚。為了籌辦《遊學譯編》獲得經費支持，楊度回國。隨後奉師命謁見了張之洞，受到張的稱讚。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第一名是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楊的共事和政敵：梁士詒。由於梁士詒這個名字被說成是「梁頭康尾」，而「康梁」因為戊戌變法，正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詒被除名。楊度受到牽連，又是「湖南師範生」，且在日期間有攻擊朝廷，策論中有不滿朝廷的言論，疑為唐才常同黨和革命黨，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楊度避居家鄉，娶同鄉中路鋪黃華（號仲瀛）為妻。 不久，楊度再赴東京，入弘文學院學習。他的弟弟和妹妹作為湖南省第一期官費留學生早些時候（二十九年）也留學日本。秋，楊度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國說》，作《湖南少年歌》，發表於梁《新民叢報》，其中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句。此時楊梁「二人相與，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與汪精衛同學。此時在日留學生愛國熱情高漲，保皇派、排滿革命派各自宣傳自己的主張。楊度主張憲政，不介入兩派論爭。他熱心國事、友善同學、才華出眾在中國留日學生中頗具聲望。蔡鍔在留日期間「與楊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楊度家吃飯。三十一年（1905年），楊度被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後又被推舉為留美、留日學生維護粵漢鐵路代表團總代表。他帶頭請願，要求廢除1900年中美粵漢鐵路借款續約，主張收迴路權自辦以維護國家主權，發表《粵漢鐵路議》。他以總代表的身份回國，根據他老師的對策，提出官紳籌款自辦。拜見張之洞，得到張的支持。不久粵漢鐵路收回自辦，他圓滿完成任務，聲望大增。 他在東京和孫中山就中國革命問題辯論數次，「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他不贊成孫的革命思想，但他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促成孫黃合作。不久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力邀楊度參加，他拒絕參加，願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堅持走君主立憲救國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並稱清國人「放縱卑劣」，留日學生群起抗議。楊度以幹事長的名義遞交抗議書。在留日學生中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自辦學校，一派主張妥協。湘人陳天華憤然蹈海。作為總幹事長楊度被一些人指責辦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啟超捉刀起草報告，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據這個報告下詔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東京創立《中國新報》月刊，任總編撰，「不談革命，只言憲政」，認為「今日中國之事實，但能為君主立憲，而不能為民主立憲」。[2]楊、梁分道而行。他發表14萬字巨論《金鐵主義》等許多文章，宣傳君主立憲，主張成立政黨，召開國會，實行憲政。《中國新報》、《新民叢報》、《民報》幾成三足鼎立之勢。還組織政俗調查會（後改名憲政講習會、憲政公會），以設立民選議院為立憲運動的中心目標。 立憲活動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梁煥奎、范旭東籌備湖南憲政公會，有意擁楊度為會長。10月楊度回國，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憲政公會，楊度為會長，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請他的老師王闓運作過修改，並聯絡不少湖南名流聯名上奏，開清季國會請願運動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他僅有舉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他是晚清朝廷「憲政專家」： 清政府關於『立憲』的文件多出於楊度之手。此時朝廷要搞『法治』了，號召王公大臣都要『學法』，於是，楊度被委任為高級『講師』，得以出入頤和園，為這些王公大臣們『惡補』法律常識，並開設了憲法講座。(王學泰) 在宣統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楊度是統計局局長。楊度和袁世凱私交頗深，關係非同一般，又懷有知遇之感。他認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師。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楊度竟敢拒不草詔，冒死論救。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大臣。他感到袁內部受到排擠。由於他與孫中山、黃興和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因而與汪精衛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他作為袁的代表之一，負責南北調停。1912年秋，黃興在北京極力邀請他加入國民黨，他沒有答應。後來胡瑛等又請他入黨，他提出除非國民黨放棄政黨內閣的主張，他才可以考慮。他還請他的老師出山，王闓運曾任國史館館長。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楊任參政院參政。四年（1915年）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闢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世凱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部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復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一手策劃的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等「洪憲大戲」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鬧劇。袁世凱對其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洪憲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國上下的唾罵聲討，在家鄉被罵為漢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啟超稱其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凱卒，臨死前大呼「他誤了我！」人疑袁所言「他」即指楊度或袁克定。楊度寫下挽袁聯： 共和誤中國，中國不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 明公負洪憲，洪憲不負明公；九原可作，三複斯言。 章太炎論洪憲帝制失敗之關鍵，有所謂三個人反對三個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啟超反對楊度。黎元洪繼任總統，發布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凱死後，楊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門，在天津、青島外國租界閉門學佛，在出世、超脫的佛學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過去。以「虎禪師」為名寫了不少論佛的雜文和偈語。 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復辟，邀請楊度入京參加，被他拒絕，他通電張、康「所可痛者，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他宣布披髮入山，學佛參禪。他認為禪的基本精神就是無我，提出「無我主義」的「新佛教論」。民國七年被特赦返京。 [編輯]轉變 君主立憲失敗後，他的政治主張逐漸轉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陳炯明叛亂，他受孫中山委託，作為中山特使，通過夏壽田遊說曹錕（夏壽田此時是曹的秘書），制止吳佩孚援陳，幫助孫中山度過政治危機。孫說：「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諾言」（指東京時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孫中山特電告全黨，稱楊度「此次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見疑」。 此後楊度在山東張宗昌那裡策應過北伐，張宗昌對楊度也言聽計從，只有楊度曾為新聞記者林白水求情時，張宗昌才答應（可惜晚了一點）。他開始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時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設法營救李大釗、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賣字畫為生，為杜月笙門下「清客」，為共產黨提供過不少情報。 加入中國互濟會，捐助過一筆不菲的經費。楊度的最後的一篇文章是為杜月笙寫的《杜氏家祠記》。楊度認為杜月笙是俠而儒的人物：「予初聞杜君名，意為其人必武健壯烈，意氣甚盛；及與之交，則謙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嚮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時，楊度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來）批准，秘密入黨，與周單線聯繫。周離開上海後，由夏衍同他單線聯繫。曾有人譏諷他投機，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機？」 楊度晚年根據孫中山的建議，準備撰寫的《中國通史》，做了許多準備，並寫好了大綱，然歲不與人未完成。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周恩來、潘漢年前往弔唁。楊度病中自題輓聯：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葬於上海外國公墓，墓碑為夏壽田隸書題「湘潭楊皙子先生之墓」。日軍佔領上海後，在江灣修建飛機場，遷往上海西郊華漕鄉寅春廟附近，文化大革命後不存。1986年於宋慶齡陵園西北角名人墓園（即原萬國公墓）重建，今墓有兩碑，立者為原夏壽田所書，橫為趙朴初所提「楊度之墓」並附有相片，碑前的墓石上刻有生平介紹「楊度同志原名承瓚，字晢子，湖南湘潭人……」。 他的黨員身份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周恩來病危時才公之於世。1975年冬，周恩來在重病和王冶秋談話時說，在重新修訂《辭海》時，對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他特別提到了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後來王就此事發表了《難忘的記憶》（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 在這之後，陸續有其他作者發表了回憶楊度的文章。比如夏衍寫的《楊度同志二三事》，載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